正谊明道 千古永存
——追忆杨英福
1937年，一位江南学子走出上医校门，几经周折，来到西北边陲，此后的40多年间，他谨遵校训--“正谊明道”，不计功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荒凉落后的兰州创建起一所现代化医院，在他的带领和指导下，上世纪50至60年代，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倒数几位的甘肃，消化系疾病诊疗、尤其是胃镜的诊断治疗水平却走在全国前列。这位江南学子就是杨英福，我国“胃镜之父”、著名消化系专家，兰州大学临床医学学科和第一、第二医院的主要创建者，甘肃省现代医学的重要奠基人。
我是国家培养的，要为人民服务
1906年10月15日，在浙江诸暨十九都皇里村，杨英福出生了。生在满清末年，长在民国时期，杨英福的青少年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民不聊生。他的爷爷是基督徒，热心传教，不谙农事。因家境不济，杨英福的求学路时断时续，高中毕业后，他当过工人、绘图员，也做过农民，亲身感受了民间的疾苦。
1932年，在亲戚的资助下，杨英福考取了上海医科大学，那年他已经26岁了，在同学中是年纪比较大的。对这个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杨英福非常珍惜，5年间刻苦攻读，不敢浪费丝毫时间。
时任上海医科大学校长，也是上海医科大学的创始人颜福庆，建校伊始就制定了“正谊明道”的校训，并提出
“为人群服务”的办学理念，他硬性规定：所有上医的老师都不允许在外兼职，开门诊。他还倡导，上医毕业的学生去公立医院工作，不要开私人诊所，并把这作为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延续下来。
杨英福是上海医科大学第五届毕业生，1937年，刚毕业就赶上抗日战争爆发，此后的数年间，他辗转奔波，流离失所。期间，无论日子过得多么艰苦，杨英福都没动过开诊所赚钱养家的心思。他谨遵校训、恪守校规，跟随老师温干臣先生到沪宁铁路镇江医院做了一名内科医生。
1941年，杨英福辗转来到甘肃，先在西北公路工务局天水医院当医生、院长，随后又来到兰州西北医专任讲师兼原中央医院（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前身）主治医师。
1947年，凭借在上医读书期间扎实的外语基础，杨英福考取了兰州大学公派出国进修生，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
留学期间，有公费支持，本可做到衣食无忧。但为了买书、买资料，学到更多知识，杨英福十分节省。他与后来成为我国著名医学家的吴阶平同居一室，住在芝加哥大学国际学院的地下室里。由于美国理发特别贵，为了省钱，他们两人合伙买了理发工具，学着相互为对方理发，练就了一手不错的理发手艺。
两年后，杨英福完成公派学习任务，美国的导师看他勤奋好学，是个科研的好苗子，想留下他当助手，并允诺今后为杨英福的家人办理移民。
“我是中国人，是政府公派出来的留学生，应该为中国人民服务。”杨英福谢绝了导师的好意，毅然回国。
当时正值解放战争兰州大会战前夕，许多人为避战乱纷纷逃离兰州，杨英福安顿家人投奔敦煌亲人，自己则严守约定，迎着战火回到兰州，临危受命，就任兰州大学医学院教授兼附属医院院长。他带领医院员工，留守医院，迎来了兰州解放。
在美国学习到先进科学知识和感受到现代文明的同时，杨英福也看到了美国普遍存在的贫富悬殊、种族歧视。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民生的关注，对医疗和教育事业的大力支持，以及所接触的老干部们优良的工作作风和朴素的生活态度与旧中国的官场腐败、民不聊生形成鲜明对比，他真切感受到了新旧社会“两重天”。因此，当时，正值壮年的他心情舒畅，工作格外努力，他的诸多学术成就也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取得的。
杨英福的儿子何亚平回忆：“父亲经常教导我们，现在社会安定，国家急需各类人才，你们赶上了好时候，不要辜负了这个好时代。”
人不能之吾能之，方为可贵
“人皆能之吾能之，不足为奇；人不能之吾能之，方为可贵。”1947年，杨英福出国留学之前，确定攻读胃肠病学，我国著名医学家、教育家张查理教授对他说了这句话，并特别指出，胃肠病学涉及面广，博大精深，一定要选好明确的、具体的目标。从此，这句话成了他治学、建院、育人的准则。
他选定时任美国胃肠病学协会主席的 Walter
L. Palmer为导师，重点学习进修当时刚刚发明的胃镜。Walter L. Palmer是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的Crane医学教授，是国际知名的胃肠病学家，被誉为胃肠病学领域发展的先锋人物，开创了对消化器官疾病，特别是消化性溃疡、胃肠癌和溃疡性结肠炎的诊治新层次。
在Walter L. Palmer教授的悉心指导下，杨英福学习了二战以后国际胃肠病学的最新进展，还有幸得到半屈式金属胃镜发明人L.辛德教授的亲自指点，掌握了半屈式金属胃镜检查术。回国时，他倾其所有，在导师的资助下，带回国内首台沃尔夫—辛德半屈式胃镜。
1950年10月22日，杨英福用这台胃镜开展了国内第一例胃镜检查术，此后的10多年间，累计开展胃镜检查术超过1000例。
1951年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中华医学会年会上，杨英福作了题为“胃镜检查及其诊断价值”的学术报告，这篇论文于1953年在《内科学报》（后改名为《中华内科杂志》）发表后，被公认为是我国最早关于胃镜应用研究的重要文献，被消化界学者广泛引用。
1954年4月，杨英福编写的《应用胃肠病学》一书，由上海广协书局出版，次年再版，系统地介绍了近代胃肠疾病学理论和技术，在当时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随后，他带领医院的同道们继续开展消化系疾病和胃镜研究，先后在《中华内科杂志》上发表了“贲门区癌肿诊断”、“节段性肠炎43例分析报告”等多篇论著，奠定了现兰大一院乃至甘肃在全国消化系疾病特别是胃镜诊治领域的领先地位。
在治学过程中，杨英福始终不忘“人不能之吾能之，方为可贵”，勤于思考，勇于探索，首次提出了“溃疡饮食”的学术概念，并出版了《应用胃肠病学》、《内科疾病诊治手册》、翻译了J.R.Twiss,E.Oppenheim 英文原著《肝、胰及胆道疾病的处理》，并附操作方法。
作为一名优秀的医院管理者，他还将这一理念贯穿到医院建设的各个环节，提出医院要有重点，科室要有特色，个人要有专长，倡导医护人员朝一专多能的方向发展。
建章立制，带队育人，创建现代化医院
1949年，杨英福临危受命，担任现兰大一院第一任院长，当时，省内乃至国内都没有可资借鉴的医院管理经验，杨英福根据在美国留学时的看到、学到的医院管理模式，依据自己当年在上医学习的经历，首先从建章立制着手，对医院每个科室、每个诊疗环节乃至病房管理等细节，都一一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
杨英福率先在省内开展了多学科会诊制度、疑难病例多学科讨论制度、三级医师查房制度等基础医疗管理制度，并大力推行值班、住院医师24小时负责制，消除了医疗隐患，首创代理主治医师制度，克服了医疗工作中秩序混乱的现象，激励了工作热情。同时，每个周末都在医院举办学术交流会，要求每个科室、每个医生每周或每月至少举办一次业务讲座，在全院营造了浓郁的学术氛围。这些规章制度为医院规范运行和持续发展打好了基础，并沿用至今。
“老院长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是相当有远见的，1955年在他的提议和支持下，我院首次开设了中医门诊，可谓开创了我省中西医结合事业之先河。”我省名中医刘东汉回忆，学西医的杨英福对祖国传统医学非但不排斥，还有着超人的远见卓识。1958年，经各方调研、实地考察，杨英福决定商调天水秦安著名中医刘景泉来医院工作。因当时天水地区缺医少药，商调工作难以实现，后经与天水地区商议，以医院两位西医本科大夫对调为代价，才将刘景泉引进医院，当时，全省西医医院花如此代价引进中医，绝无仅有。
随后，医院以刘星元、刘景泉等为中心，组建了中医科，设床位15张，杨英福又将兰州市万全堂的中药设备及人员引进医院，组建了较为完备的中医团队。
在临床诊疗中，杨英福大力倡导中西医结合，选派西医医师外出学习中医，遇到疑难杂症，要请中医会诊，开创了甘肃省中西医结合会诊之先河。
医院建院之初，基础薄弱，缺医少药。在这种情况下，杨英福鼓励药剂科人员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大力发展医院制剂，满足临床医疗需要。
当时，葡萄糖注射液临床需要量大，经常供应不上。药剂科人员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配制出了葡萄糖注射液。为保证病人用药安全，每次使用前，药剂科人员都先在自己身上做实验。每次，杨英福都守在一旁，为大家打气鼓劲：“工作要细心，但胆子要大，你们放心干，有什么问题我来负责。”
在他的支持鼓舞下，短短几年时间，医院药剂科克服了工作环境及设备简陋等种种困难，研制和生产出20多种药物剂型，近200种医院制剂，有力保证了临床医疗的需要。
对医护人员，他的衡量标准一是业务能力，二是对病人的服务态度。他提出，要明确医疗的指标，好转、治愈、恶化等病情变化要有一个明确的衡量标准。要让病人死得瞑目，让家属心知肚明，从每一个死去的患者身上，医生要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提高医疗技术。
为了体现保护性医疗制度，杨英福查房时，对病人的诊断，多用英语书写，这样既保护了病人，同时又提高了下级大夫学习英语的热情。当发现下级大夫病历书写、诊断谬误，以及用药不当等错误时，从不在病人面前批评，而是离开病人后谆谆教导。这样既提高了下级大夫的业务能力，又保持了大夫在病人眼中的威信。
“父亲干了一辈子，干的就是培养业务骨干和接班人。”儿子杨纬这样总结。的确，杨英福不仅大力培养医院的人才队伍，还无私地为全国各地培养胃镜检查专业人才。作为国内知名消化系专家和最早开展胃镜检查术的学者，他每年都要接收来自全国各地的消化专业医生来院进修学习，无私传授知识和技能。1978年，杨英福被批准为国内首批硕士研究生导师，1979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如今，他培养的学生大多成为活跃在国内外消化界的学术骨干和学科带头人。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51年，当时在国内已经小有名气的杨英福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受卫生部委派，赴青海塔尔寺为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治病。
当时，班禅大师高烧不退，藏医医治无效，身边的经师不同意打针，声称打针会破了大师的金身。
经询问诊断，杨英福判断班禅大师是肠道感染，必须得打青霉素抗菌治疗。于是，他耐心地向班禅大师讲解了青霉素的研发过程和临床疗效，并打保票，打完针后，36小时之内就会退烧。
见杨英福说得这么肯定，班禅大师同意打针。经过两天的治疗，班禅的烧退了，病情稳定了。他非常高兴，一个劲儿地夸杨英福医术精湛，并拿出2000银元答谢杨英福。
“这银元我不能收，我是中央政府派来的，治好病是尽我医生的职责。”杨英福拒绝了班禅的馈赠，匆匆赶回医院。病愈后，班禅大师派人送来亲笔感谢信一封，锦旗一面，上面用藏汉两种文字书写“医学精通，培养西北干才；存心济世，泽及蒙藏人民”，还送来哈达一条和本人照片一张表示感谢。
杨英福的爷爷是基督徒，从小受爷爷影响，杨英福宅心仁厚，总是尽己所能，关爱、照顾身边的每一个人。
“我们弟兄姊妹有6个人，加上父母和爷爷奶奶也不过10个人，但我们家最多的时候，住了20多口人。”杨英福的儿子杨纬回忆。当时，家里只有四间小平房，父母住一间，一间是客厅间厨房，其余两间按性别，分为男生宿舍、女生宿舍，屋里放的都是三层床，跟火车卧铺似的。家里常住的有杨英福的父母，哥嫂，及哥嫂的子女，还有表哥、表婶，有时还有朋友、同事的孩子，有些关系，连杨纬都说不清楚。这么一大家子人，全靠杨英福和夫人接济、养活。
60年自然灾害刚起时，享受高级知识分子特殊照顾的杨英福也营养不良，全身浮肿。全家人更是饿得饥不择食，有一次，误服了中药，差点被毒死。
在这种情况下，杨英福决定生产自救，带着几个孩子，买了铁锨、锄头等工具，把院子后面的地开垦出来，种菜、种粮，养鸡、养兔。那阵子，几个孩子每天放学回来，做完功课第一件事就是割草、拣菜叶，喂鸡喂兔子。后来，条件好了，杨英福还带着全家养猪、养鹅。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父亲带着我们打了800多斤粮，养了20多只兔子，还有几十只鸡。”杨纬自豪地说，在父亲的带领下，他们全家安然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还接济了很多亲朋好友。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从1949年任院长，到1982年去世，杨英福在兰大一院掌权33年，期间，他的6个儿女，有4人学医，其中3人考取了兰州医学院。但他从未利用职务便利，安排自己的子女来医院工作。子女上学也全部住集体宿舍，没有任何特殊。
大儿子1964年从兰医毕业，先是到酒泉防疫站工作，文革期间下放到金塔县公社卫生院，后来又到了金塔县医院，一直到1983年，杨英福过世后才正常调回兰州。期间，考虑到金塔县教育资源不如兰州，杨英福给儿子帮的最大的忙是把孙女接到身边，在兰州读完了小学、中学，一直到考上大学。
女儿1969年兰医毕业，分到了陇西，后来又去了临洮县医院、馋口卫生院等地，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辗转调到西固区兰炼医院。
老四从省中医学校毕业，因患风湿性心脏病得以留城，在东岗西路的一个卫生所里做了一名普通医师。
唯一的特例是老五杨纬，1977年从兰医毕业，分到了静宁县医院，1978年，因杨英福得了重病，身边无人照料，医院出面将杨纬调到现兰大一院。
杨英福一生最后的岁月，是在紧张的工作中度过的。
1972年，纤维胃镜问世并得到推广，杨英福多方奔走，争取资金购得日本产奥林巴斯纤维胃镜一台，使得兰州地区的胃镜检查技术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72年择译《胃癌早期诊断》等数万字国外胃肠病研究的最新资料。
80年代初计算机医学应用刚刚兴起，杨英福亲自带领年轻医生和计算机工作人员到上海学习、请教， 在他的老同学、老朋友们的帮助下，去上海医学院及开展计算机医学应用比较好的医院参观并建立联系，为后来医院开展计算机应用于检查与治疗开启了良好的开端。
为了提高医护人员的外语水平，杨英福年过花甲，但还亲自组织外语水平较高的同志一起，举办外语培训班，每周晚上两次对医技人员讲授英语，认真讲解，耐心的纠正大家的发音。在他的努力下，大家学习热情很高，坚持学习外语，不久都能够熟练地掌握阅读、翻译国外专业文献，大大提高了医院的医疗和教学水平。
1982年9月25日在兰州逝世，著名画家常书鸿是杨英福的老乡至交，亲笔撰写挽联：“悲夫，魂魄飞散一刹间，东逝春江怕谁归？欣哉，同心知照四十年，献身西陲手足情”。